黄河漕运：奔流不息文脉常新

□李季

黄河漕运是中国漕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古代官方最早对黄河开发利用的手段，不仅历史悠久，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黄河漕运利用水道运送粮食等物资，成为古代联通中原与关中地区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河流兴则航运兴，黄河漕运兴衰的历史，也是我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迁移史。

大河奔流 漕运兴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漕运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各诸侯国出于军事目的，利用漕运实现后勤补给及兵力运输。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就曾开凿邗沟，用以运输军队伐齐，天下一统之后，邗沟的经济价值逐渐显现。战国时期的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后，为发展经济，用20多年的时间在黄河下游开挖了沟通河、淮的鸿沟水系。此举不仅使魏国迅速强大，经济得到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当时黄河下游的交通状况，促进了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了当时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历史发展进程，为秦汉统一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为黄河漕运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为黄河漕运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开发水利、发展漕运就成为了统治者的首选方式。统治者利用黄河干流和人工运河进行漕运，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封建统治的需要。秦定都咸阳，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和魏晋相继定都洛阳，这些历史文化古都曾是黄河漕运的中枢，以黄河为主体，长安漕渠、汴渠等为骨干，构成庞大的航运交通网。当时的统治者通过漕运将黄河中下游流域和江淮一带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都城，作为财政和经济的来源。西汉时期，漕运中枢以西安为中心，汉武帝诏令兴建长安漕渠，经过3年的艰苦施工，形成长安至黄河长达150多公里的漕渠。长安漕渠一直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供给的生命线。进入东汉时期，国家政治中心东迁洛阳，洛阳也随之成为黄河漕运的中枢。

隋代黄河漕运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此时，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黄河流域，国家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而政治中心依然留在北方。因此，隋代必须解决南北资源的交流问题，黄河漕运在当时就显得尤为重要。隋代运河始建于605年，在黄河中下游先后完成了广通渠、通济渠和永济渠等大型人工运河，形成了以西安、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抵涿郡，长达2000多公里的水运交通网。强大的水运交通体系使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当时江浙的粮食、丝绸、瓷器通过大运河运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洛阳。漕运的开通，为当时的朝廷调剂各地盈虚，满足各方所需，维护统治地位，加强管理，提供了方便条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杨坚晚年，全国已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

生生不息 制度完善

唐代黄河漕运的发展主要是维修、完善隋代建立的运河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唐代将隋代的通济渠称作汴河，并在汴州（今开封市）东面开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条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也可循汴水西运。

说到唐代的漕运，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宰相刘晏。相传，唐代宗广德年间，因漕运受阻，造成关中地区粮食困难，饥荒四伏，唐代宗命刘晏接管漕运。刘晏到任后，便写下了《疏浚汴河、南粮北调》的宏伟计划。据记载，其内容“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可见刘晏治理漕运的决心。刘晏先是疏浚汴河，打通了郑州至淮河的河道，又造了2000艘坚固大船，组建军士运粮队，10船为一编队，船工则由朝廷统一招募，沿途派兵护送。接着，又将江淮直运改为分段运输。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他将东南漕运“随江、汴、河、渭所宜”划分为四段，原则上是江船不入汴河，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河。分段运送后，不仅减轻了沿岸民工劳役，提高了效率，损耗也大幅度下降。运粮队从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使得江淮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长安。唐代宗曾当着文武百官对刘晏说：“你真是我朝萧何啊！”据记载，天宝二年（743年），通过黄河、运河输送至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年漕运量的最高记录。

宋代的京城位于东京（今开封），这是一个以水路交通为中心的城市，城内人口众多、商业密布。因此，大力发展南北水运，实现京城的粮食和物资供给成为当务之急。宋代在改造疏浚前朝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先后开凿、疏浚汴河、惠民河、金水、广济渠，连同黄河，并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而汴河更是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宋太宗规定“漕运四渠”的年运粮量，包括稻米、豆类、黄米、小米，共计550万石，其中汴河的年运粮量占到近七成；到宋真宗时期，汴河的年运粮量更猛增到700万石。汴河的开发利用，不仅促进了宋代南北物资交流、文化融合，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力增强促进了黄河漕运的发展，而黄河漕运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千年水道 漕运盛况

到了元代，从早期开发黄河漕运，到中期国家统一后大兴运河漕运及海运，再到元末漕运、海运中断后，黄河漕运的地位再次凸显。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粮食等物资需要从南方运送。由于隋唐时期的运河是以当时的中原腹地洛阳、开封为中心向北京、杭州两个方向呈扇形展开，这时已不符合运输需要了。元代郭守敬通过对隋唐大运河的截弯取直，将京杭之间缩短行程近800公里，初步奠定了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

元代的黄河漕运体系形成了一个包括生产、运输、供应于一体的完整系统，它依托黄河中游有利的地理条件，形成了集粮食生产、水路运输及囤聚供给于一体的运输体系，对推动沿黄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元代国家的统一不仅推动了西北地区黄河漕运的发展，也推动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黄河漕运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早期黄河漕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黄运合一，黄河河道被用作运河河道。为避黄保运，明清两代相继开挖了新运河河道，但新的河道相对狭窄，原来的部分黄河运道仍旧发挥作用。南北大运河连通后，由于徐州至临清一段经常受黄河北决冲淤，徐州南至清河一段的黄河漕运运道受黄河干扰而时塞时通。为解决这一问题，明代颁布了一系列治理黄河的措施，比如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开通分流河道及整治黄河入海通道。

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派工部尚书宋礼调集山东兖州、东昌及江苏徐州、南直隶应天（今江苏南京）等地百姓30余万，历时半年基本恢复了明初的河道。宋礼在现场勘察中，特别注重吸收民间智慧，他虚心向“汶上老人”白英请教，并传为历史佳话。宋礼采纳了这位民间治水专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理方案，在汶水下游东平县戴村筑起一座拦河坝，拦截汶水南流，使水流集中到济宁以北地势最高的南旺，在此三分南注、七分北流，创造了戴村坝“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从而妥善解决了运河行水不畅的问题。同时，又在会通河沿线新建了一些闸门，经过修建和整治，蓄水深度满足了通航要求。

在清代早期，黄河漕运得到了继续发展。由于黄河的改道和水患，从1644年到1676年，黄河决口高达32次，几乎每年一次。历代统治者既害怕黄河冲毁、淤塞运道，又希望利用黄河水源补给运河。从元代开始的引黄济运在明代达到高潮，至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基本上不再提倡，直到清中期，因湖河干涸，仍有引黄济运的情况。

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巡视，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实地体察黄河灾情，及时掌握漕运境况，彻查河政贪腐弊端，审视治河策略成效。当时，江浙地区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京。年漕运量达400万石，最高年份达到800万石，几乎是京城100万人一年的全部需求，故有“运河一日不通，京城万分惊恐”之说。他曾亲题《阅河堤作》诗曰：“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这反映出康熙帝对治理黄河与漕运的决心以及实现国泰民安的迫切心情。

漕运城市 商业繁荣

黄河漕运不仅运送官方征收的漕粮，漕船所夹带的私货及衍生出的运销贸易是沿线诸多城市商业繁盛的主要原因。据清代《皇朝经世文编》显示，康熙年间，每艘漕船允许夹带货物六十石，嘉庆以后“漕船每船准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六石。至回空时，每船准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品六十石”。

以山东为例，漕船在山东的八个主要停泊点尤为明显。据《道光济宁州志》记载，作为漕运城市的济宁，在当时的繁荣景象为“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漕运的兴盛还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嘉庆年间，随船人员达十余万人，再加上一些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人员，“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围绕漕运形成的衍生行业，已成为当时漕运城市底层百姓的维生途径。

自大运河贯通后，元代在济宁设有漕运司、行都水监等官署。明代设有济宁卫，驻有官兵5600人，清代设有河道总督。元明清三代督理运河河务的最高管理机构，除了有12年在清江浦外，一直设置在济宁。由于运河穿城而过，港口就在市内，为南来北往的客商上岸休息、交易提供了方便，货物交易十分频繁。短短百年，济宁就崛起成为鲁西南的经济文化重镇。有记载描述了济宁的繁盛状况：“东鲁之大郡，水陆之要冲。南船北马，百货萃聚。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兵民杂处，商贾借居。”济宁当时颇负盛名的是以编织出售竹器、竹货而得名的竹竿巷。竹竿巷在济宁市区老运河的南岸，是当年山东最大的竹器市场。漕运皇船为防止船过闸口相互碰撞和增加船只浮力，将毛竹绑在船上，到济宁后大批毛竹卸在运河岸边，堆积如山，渐渐形成竹业加工一条街。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纵观历史，黄河漕运因中国而生，也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壮阔征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黄河水运航道建设也在逐步规划和发展中。1988年底，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的建成将江、河、海衔接起来，形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以及海河五大水系相连通的水运网，不仅沟通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也为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条件。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以建造历史最早、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中华民族的这份宝贵遗产，被庄重地推向了世界。

我国对黄河航道的建设包括从上游的河套地区，到中游的豫陕晋，最后延伸至源头青海和入海口山东，从点到线，通过重点部分的逐个打通，贯通整个黄河航道。交通运输部《黄河水系航运规划报告》的远期目标显示：2030年黄河干流保证流量，完全可以满足航运需要，实现黄河通航达海，通行300至500吨级船舶、船队，形成现代化水上运输新通道。届时，黄河将成为我国北方水运的黄金通道。黄河的通航不仅有利于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和中部崛起也发挥重大作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条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河流用它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伟大智慧的中国人民利用黄河这条古老的水上运输线实现开通漕运、修凿栈道以及打通航运的历史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人类与黄河的关系史。所谓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华夏儿女认识、治理和利用黄河的过程也正是不断收获智慧和激发民族自豪感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方志馆））

供漕粮陆地转运的平陆集津仓遗址出土的宋代文物

隋唐运河示意图